1942年2月，邊區政府公布《發展私人交通運輸業投資暫行辦法》。《辦法》鼓勵私營運輸業的發展，凡經營騾馬店，制造大車、鞍架、毛口袋，開設獸醫院及其他與交通運輸相關的事業，政府均給予投資。同年8月，邊區政府又公布《陜甘寧邊區運輸合作社獎勵辦法》，主要對在運鹽方面作出突出成績的合作社給予獎勵，規定：“一、以運鹽為經常的主要業務；二、運鹽不走私；三、運輸路線受鹽業公司的調動”的合作社，可以得到政府的資助。這些行之有效的辦法，大大推動了食鹽運輸業的發展。

運鹽運動開始后，延安市和延安縣均成立了食鹽運銷委員會，共組織各種運鹽隊102個。延安市市長高朗亭帶隊，動員大車79輛、人力車472輛、牲畜1834頭，民工758人，組織運鹽隊，前往定邊運鹽。經過半年的風餐露宿，共運送公鹽2148.5馱，私鹽3.8萬馱，超額完成了上級下達的任務，受到通報表揚。在運鹽運動中，延安縣和延安市涌現出延安縣運輸大隊、延安縣南區合作社運輸隊，蟠龍合作社運輸隊，延安市楊家嶺運輸隊、延安縣川口區方青運鹽隊、東區運輸隊、金盆灣運鹽隊、模范運鹽村楊家灣等先進集體。累計運鹽30萬馱。延安等邊區直屬縣，還涌現出著名的運鹽英雄劉永祥、張仁、黨世鴻等。劉永祥在延安縣南區合作社的幫助下，利用公鹽代金，組織了700多頭牲口的公私合作的運輸隊，運鹽1.8萬馱，不僅方便了群眾運鹽，而且，凡出公鹽代金的群眾還可以享有許多紅利。創造了合作運鹽的好模式。

在運鹽運動中，延長縣動手較早，準備也比較充分。延長縣運鹽隊以區為大隊、鄉為中隊、行政村為分隊、自然村為小隊。大隊設黨總支，并配備醫生和獸醫各一人，中隊設供給員一人。藥品由保健社供給。在延長境內設有縣城鹽運站、安河集鹽店、涼水岸鹽店、趙家河鹽店、交口鹽站等。延長縣共大規模運鹽有3次，每次派出千余馱人、畜，隊員自帶被子，以自然村為單位，并帶鍋灶，往返近一個月。第一次是1940年，運輸4次，完成邊區下達的9000馱（每馱約150斤）的任務。第二次是1942年，延長縣組織300頭牲口，于農歷九月完成5500馱的任務。第三次是1944年，運鹽3530馱。

1941年，固臨縣運鹽隊共派出牲口1057頭，馱回食鹽73757斤，每馱平均85斤。

1941年，甘泉縣政府組織公鹽運輸，在洛河川沿途的店子坪、王家坪、下寺灣、花豹岔等處設立騾馬店、草料店，為運輸隊提供食宿方便，當年馱運食鹽4455馱。1943年，甘泉縣計劃完成運輸公鹽4800馱，實際完成5546馱。

1941年12月，延川縣成立食鹽督運委員會，縣委書記高銘卿、高朗山先后任主任。同時成立運鹽大隊，大隊長馮國祥。運鹽大隊有牲畜48頭。到1943年11月，延川縣又成立運輸合作社。該社用群眾交納的公鹽代金購買騾子50頭，毛驢30頭，組建了一個運輸大隊，下轄6個分隊。運輸隊在青陽岔、段家圪瘩、延水關設立3個騾馬大店，從定邊向延水關運送食鹽。

1942年秋至1943年冬，志丹縣兩次組織牲口近萬頭，向邊區所轄的延安、甘泉、鄜縣等地運鹽近100萬斤。

1943年，三邊分區的中共吳旗縣委和縣政府，利用公鹽代金和群眾集股合作，先后辦起了16個運輸合作社，擁有牲口1292頭，主要用于食鹽運輸。

1941年8月，安塞縣政府放貸百余萬元（邊幣），抽調全縣4000多頭牲口組成運輸隊，到定邊一帶運鹽，然后交給邊區貿易公司。

1941年8月初，一直關注著邊區食鹽運輸工作的毛澤東，要求西北局書記高崗寫一份關于運鹽的調查報告。高崗把這一任務交給正在鄜縣巡視工作的延屬十縣工委秘書高克林。

從當年7月18日至8月11日，鄜縣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率領本區食鹽運輸隊的14名農民，趕著28頭牲口，歷時25天，從鹽池縣運回了28馱食鹽。8月13日晚，高克林向剛從鹽池運鹽回來的魯忠才和王毓賢、孔照慶進行調查，了解到他們歷盡千辛萬苦運鹽的情況，高克林隨后整理了一份調查報告，記述了鄜縣城關區第一次運鹽的經過，包括牲口數、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況、生活情況及存在的問題、經驗教訓等，毛澤東看到這份調查報告后，將調查報告定名為《魯忠才長征記》。

8月26日，毛澤東為《魯忠才長征記》撰寫按語：“這是一個用簡潔文字反映實際情況的報告，高克林同志寫的，值得大家學習。現在必須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把那些‘夸夸其談’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高克林同志的這篇報告是在一個晚上開了一個三個人的調查會之后寫出的，他的調查會開得很好，他的報告也寫得很好。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而不是那些黨八股。”

9月14日，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魯忠才長征記》和毛澤東寫的按語，對邊區的食鹽運銷工作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陜甘寧邊區開展的運鹽運動，為克服邊區財政經濟的嚴重困難，發揮了重要作用，并成為邊區經濟建設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