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窯洞為教室，石頭磚塊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墻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轟炸的這種‘高等學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這么一家。”這是70多年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錄的見聞。他所說的“高等學府”，正是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

　　 中共中央率紅軍到達陜北后，為準備直接對日作戰，決定恢復和發展紅軍學校。1936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以西北抗日紅軍大學為基礎，組建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同時成立以毛澤東、周恩來、羅瑞卿等人為委員的教育委員會，毛澤東任主任。

　　 6月1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以下簡稱“抗日紅軍大學”）在陜北瓦窯堡舉行開學典禮，正式宣告成立。抗日紅軍大學共設3科：第1科（高級科）主要培訓軍、師兩級干部；第2科（上級科）主要訓練團、營兩級干部；第3科（普通科），又稱附屬步兵學校，主要培訓連、排級干部。第1期共招收學員1063人，學制為6個月。

　　 領導關懷，科學施教。中共中央和軍委領導非常關心抗日紅軍大學的建設與教學工作。毛澤東親自為學員講授《實踐論》《矛盾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哲學和軍事課程。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及紅軍高級指揮員，都到抗日紅軍大學授課。

　　 針對第3科學員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的情況，毛澤東專門致信校領導，指出應加強對第3科的文化教育（識字、作文、看書讀報等能力的養成），將其作為“整個教育計劃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抗日紅軍大學修改第3科的教學計劃，充分體現文化與軍事、政治并重的原則，第2科也適當增加文化課。經過數月努力，基本掃除了文盲和半文盲，學員整體文化素質明顯提升。

　　 艱苦創業，勤儉建校。1936年7月初，因國民黨軍進攻瓦窯堡，抗日紅軍大學隨中共中央機關遷駐保安縣城附近。這是一座偏僻小縣，沒有幾間像樣的房子，學員上課、住宿成了問題。為盡快建好校舍，抗日紅軍大學全體教職學員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自己動手搞衛生、清理校舍、修路。他們將窯頂剝落的石渣清除掉，把窯洞內的柴草羊糞清掃干凈，在窯洞口用石塊壘上墻和門洞，再買來一些木料做成門，打茅草編成厚厚的草門簾，還在窯洞之間平整好道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以窯洞為課堂和寢室，以石頭磚塊為桌椅和床鋪，以石壁為黑板的大學校舍就這樣落成了。

　　 生活雖然艱苦，但學員們學習十分用功。大家努力克服困難，認字就在背包上、寫字就在大地上、課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蓋上，甚至有些講義紙張，用的是敵人飛機撒下的傳單。由于窯洞里光線不足，白天時，學員們在外面看書。到了夜晚，學員們便在油燈或燭光下，捧著書本啃得津津有味。艱苦的環境沒能阻擋學員們求學的腳步，反而磨煉了他們的意志，使他們始終以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面對一切挑戰。

　　 增強力量，準備抗日。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高級科、上級科等共1200余人及紅二方面軍隨營學校并入抗日紅軍大學，擴大了辦學規模。

　　 1936年12月下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內抗日救亡形勢迅速發展。為加強部隊教育訓練的組織領導力量，抗日紅軍大學第1期學員（不含第3科）提前于12月25日在保安畢業，奔赴紅軍各部隊。隨后，其余學員全部畢業。抗日紅軍大學第1期的畢業生，為部隊充實了大批高素質的軍政干部，僅分配給陜南紅74師的團以下干部就多達64名。

　　 為適應抗日形勢發展的需要，黨中央于1937年1月19日將“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正式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 21日，黨中央審時度勢，向全國各地發布招生布告，號召凡有志獻身民族解放事業，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體強健、無不良嗜好和暗疾的熱血青年投考“抗大”。從此，“抗大”就像一塊大磁鐵，把大批革命青年、抗日志士從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異國他鄉吸引到寶塔山下，尋求抗日救國之真理，探索民族解放之道路。

　　 從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到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這里先后走出的大批學員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建設中承擔重任，成為黨和國家、軍隊的棟梁。

來源：中國軍網-中國國防報